由于管理对象始终是新的，且在更新中，所以管理者必须得学会创新。如果不是为了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管理也就没有创新的必要。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之所以要创新，是不断更新的世界对管理者的客观要求。诚然，能否创新也是“事后诸葛亮”能够转化为“事先诸葛亮”的前提。管理创新为何会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只有把管理建立在创新基础上的时候，管理者才能走向经济未来，才能应对不断产生、不断变化的新情况，才能解决不断产生、不断变化的新问题。诚然，这也不是说一旦实现了管理的创新就一定能够收获一个美好的经济未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能实现管理创新的管理者一定不会收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也就不要说收获、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未来了。

  何谓管理创新？管理为何必须得创新？如何实现管理创新？创新的前提是什么？创新为何是管理的本质？

  01·须搞清管理的性质是由管理对象的性质决定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管理界开始有了要求创新的呼声。但笔者不能不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了解什么是创新、什么是管理创新，企业的管理为什么必须得创新。至于说管理如何才能实现创新，管理创新的目的、路径、方法和都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等等，可以说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领导人都知道、都能够具备、都能做到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人认为，管理是由西方传入的，还有人认为作为科学，管理没有国界，是一门可以普世的科学。

  管理学难道不是一门可以普世的科学吗？是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如果要问“为什么”？当然是由管理对象的差异性决定的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由于被管理的对象千差万别，这也就决定了世界上必须得有千差万别的管理学、管理理论。

  曾经有一位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书的教授跟我较真，并撰文说——《不要给管理戴上“中国式”的高帽》。为此我写了许多文章予以批驳，并在价值中国网引起一场关于“是否存在中国式管理”的大讨论——“存在方”最终取得了胜利。

  凭什么说“存在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管理科学的性质是由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而不是由管理科学的性质决定。两者难道还有区别吗？是的。不仅有区别，而且还有本质的区别。请问，是科学决定了研究对象的性质还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科学的性质？当然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科学的性质了。否则，形形色色的科学名称又根据的是什么呢？这本来是再简单也没有的道理了，可是笔者就是搞不清楚，许德音教授为什么就是不承认有“中国式管理”存

      当然，他是有根据的，而他的根据就是——“知识是没有国界的”。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正由于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经验和教训之后才指出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理。难道管理就不存在着一个“中国化”的道理了吗？为什么当人们把一些西方管理理论引入中国以后会存在着一个“水土不符”的问题？

  02·总结经验或管理的经验的意义就在于吐故纳新

  最近，我听说许德音教授已经离开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如果没有猜，恐怕与他的理论与中国、与北大“水土不符”亦有联系也。诚然，笔者也没有说“中国式管理”业已自成体系，与“西方式管理” 已经构成了对立关系，而是说无论是“西方式管理”还是“中国式管理”都存在，其性质是由管理对象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管理科学的性质决定的。请问，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的性质是由谁决定的？当然是由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的。

  如此，笔者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笔者想说明的是，无论它是一门什么科学，只要是科学，它都必须得与具体的、有所指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相结合，表现为理论创新。反之当然也就说明，凡是不能与具体的、有所指的、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势必逃不出“伪科学”的命运。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请问，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就解释不了“水星近日点的涌动”而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才能够解释？道理很简单，因为牛顿的研究对象是有限的。

  西方管理理论要想在中国有价值就必须得面对中国。大家知道，佛教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曾进行过多次改造，何况是某种管理理论乎？佛教难道就没有“中国式”与“印度式”或“大乘”与“小乘”的区别了吗？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非要否认有“中国式管理”的存在？难道管理理论就不存在着一个入乡随俗的问题？如果存在，作为管理者的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正视之？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总有那么一些人，动辄就拿“日本式管理”或“美国式管理”来说咱们中国的事。

      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因为笔者想告诉读者有以下原理的存在，那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而不能开多把锁”。就算有人能制造出一把“万能钥匙”，用它也不可能打开所有的锁。怎么办？可以说没有比“创新”或“管理创新”更好的路径了。什么叫创新、理论创新、管理创新？我的回答是，创新就是不能拿历史上曾经有的经验来说现实意义上的事，理论创新就是不能用某种理论来判断社会实践的是非，管理创新就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来改变管理方式。

  03·因经济在自我更新，所以管理就需要不断创新

  上述我们讲到，我们所了解和认识的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自我更新的过程中，是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政府都无法改变的，也就不要说逆转了。借用一个名人的一句话说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与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姓什么、叫什么有一定的联系，但肯定没有必然联系。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笔者才在不少的文章中说，所谓“依法治国”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不为别的，就因为它是一种在扼杀创新的理念。

  第一，法律始终滞后于已经形成的、伟大的社会实践。经常会在新闻中听到有以下事实存在，那就是对某一事物的评判缺乏法律依据。于是便有了“法不禁止”者“都可以做”的事态的发生。第二，每一个人、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有与之不同之处，用同样的一种法律对不同的人和事进行约束，肯定有不相适应之处，从而出现偏差，否则就有削足适履的嫌疑。第三，法律只能惩罚违法之人——因为法律是道德底线。第四，目前的法律基本还不能代表弱势群体的经济利益。

  如是，作者是否在说，就连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也不能代表“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是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是由能够代表弱势群体基本利益的体力劳动者起决定作用。于是才有了“三个农民工成为人大代表”竟然会成为新闻的怪象。大家不妨设想，三个农民工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能够代表了2亿农民工的权益吗？就算能，他们能否决了不能代表农民工权益的提案或决议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怎么办？笔者以为，最好是用科学管理这个经济杠杆。

      管理难道还能解决连法律、法律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是的。第一，管理始终产生于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它不但先于各种法律、法律产生，而且始终都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第二，由于管理先于社会实践，能够在与之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还没有制定、颁布钱就已经开始，所以它不仅能够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而且势必能够解决法律和法律解不了的问题。第三，由于管理的目标始终都在瞄准未来，这就为管理赋予了创新的本质。第四，不断创新，使管理获得了能不断播种未来的属性。

  04·创新永远是包括管理在内一切科学的共性特征

  请问，提出了所谓“依法治国”理念的人用已经成为《法典》的法律、犯规能对正在行进中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进行指导吗？大家不要忘了有以下客观实际的存在，那就是先有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后才有法律、法规制定与颁布！如此当然也就说明，任何一种所谓法律、法规都不能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都不能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可是，笔者不能不说的是，管理，尤其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锻造出来的管理，就能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能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管理的本质就体现为创新。为什么？因为管理就是为了迎接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一种东西。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迎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也就没有创立管理这门科学的必要了。大家不妨设想一下，已经发生和经常会发生的事物，还用得着去对它们进行管理吗？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如果它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物，人们早就会对它们进行“流水线化”的或者说是“机械化”式的管理了，还用得着所谓“管理创新”吗？

  比如，为了应对候车的人多，人们自然会想到多修建一些候车室；而为了让人们有序地上车，人们又会想到多修一些站台和进站口。如此，谁又能告诉我说，修候车室、修站台、修进站口的行为是一种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回答是否定的。可是，如果能解决了无论有多少人都能安全、顺利候车、进站、上车的问题，那就能称得上管理。当然，如果还解决了在刮风下雨或地震、战争状态下也能让旅客安全、顺利候车、进站、上车问题时，那就有点“科学管理”的味道了。

  当然，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比笔者上述讲的还具有挑战性，比如，如果能够提前、科学、准确预测某种状态要到的时间点，那就更是一种具有“科学管理”性质与意义的管理了。如此，笔者又想说明一个问题？笔者想说明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是一种能够不断地去迎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而决不是一中只能解决、处理常态化问题的过程也。诚然，要想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能够科学预测经济未来的作用，因为一个没有预测能力的管理者谈不到“迎接和解决新问题”。